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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东坡在定州

时间:2012-03-30 16:08:57  来源:  作者:

苏东坡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多才多艺的杰出作家。散文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;诗歌首开宋诗新风气;词作一扫当时词坛绮艳柔靡的风尚;书法是继唐代颜真卿之后的巨擘。他还通晓韵律,喜爱生活,懂得园林艺术,精于鉴赏吉金乐石。在美学领域里,称得上是一位全才。苏轼一生经历坎坷,他的创作,可以说是他坎坷身世的写照。他出知定州的遭际及其创作,正是他人生道路和创作实践的一个缩影。

苏轼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无人否定,但是政治上却有人把他划入“保守派”加以贬斥。他在天有灵是会摇头叹息的。他少年时期就“奋厉有当世志”,青年时期已“学通经史”,“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”(《东坡先生墓志铭》)。二十六岁考“制科”时针对北宋王朝的腐朽现状写了《策略》、《策别》、《策断》等二十五篇文章,提出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主张。宋神宗熙宁二年(1069年),王安石任参知政事,议行新法,他虽然反对变科举为学校以及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等,但却拥护新法中“裁减皇族恩例”、“刊定任子条式”、“修完器械”、“阅兵鼓旗”等抑制贵族特权、增强国防力量的措施。宋哲宗元元年(1086年),司马光等旧党上台执政,决计废除一切新法,苏轼却认为“法相因,则事宜成;事有渐,则民不惊”,新法中的免役法使“民不知有仓库纲运破家之祸,此万世之利也,决不可变”。批评司马光“不复较量利害,参用所长”(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》),并怒斥顽固不化的司马光为“司马牛”。由此可见,苏轼有自己的头脑和主张,他既批评“新党”,又抨击“旧党”,企图走出一条不左不右的新路。正是这种政治态度,使他一直处在新旧两党的夹攻之中。
宋哲宗嘉二年(1057年)苏轼以卓异的成绩高中进士,因不完全赞同王安石变法,先后外放杭州、密州、湖州等地刺史。熙宁九年(1076年),王安石罢相,新法在一批“不才苟简贪鄙”之徒手中推行,产生了种种流弊。苏轼把他在任上看到的问题“作为诗文,寓物托讽”,希望“流传上达,感悟圣意”(《乞郡札子》)。结果,却被御史李定等构陷为诽谤朝廷罪,逮捕下狱。经其弟苏辙等多方营救出狱后,贬为黄州(今湖北黄冈)团练副使。在高太后主持朝政的元更化时期,苏轼被起用为端明殿学士兼侍读学士。元八年(1093年),高太后去世,哲宗帝亲政,新党重新上台,元诸臣相继获罪。尽管苏轼曾前后为哲宗“侍读”五年,但仍被哲宗视旧党、后党,遭到冷眼。于是,苏轼不得不再度请求外放。哲宗帝降旨,令其知“重难边郡”定州。
定州,治所在今河北定州市,是当时北邻契丹的军事重镇。苏轼身为朝廷要员,出守边远重镇,理应陛辞,但哲宗以“本任官阙,迎接人众”为词,拒绝苏轼上殿面辞。苏轼深有感慨地说,“陛下听政之初”即“废祖宗临遣将帅故事”,“厌闻人言,意轻边事,其兆见于此矣”,况“臣备位讲读,日侍帷幄,前后五年,可谓亲近。方当戍边,不得一见而行”,岂非有意“疏远小臣”?他十分担心“急进好利之臣”鼓动年轻的哲宗贸然行事,故“冒死进言”:
今陛下圣智绝人,春秋鼎盛,臣愿虚心循理,一切未有所为,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,以三年为期,俟得利害之真、邪正之实,然后应物而作,使既作之后,天下无恨,陛下亦无悔,上下同享太平之利。(见《朝辞赴定州论事状》)这正是他“见得未破,不要下手,俟了了而后行”的一惯主张。但是,哲宗帝不但没有听从他这位才高学富的老师静观数年的劝告,反而以怨报德,一再贬谪,终哲宗朝,一直没有让苏轼回到朝廷。他在告别弟弟苏辙的一首题为《东府雨中别子由》的诗中写道:
庭下梧桐树,三年三见汝。前年适汝阴,见汝鸣秋雨。去年秋雨时,我自广陵归。今年中山去,白首归无期。
广陵,即今江苏扬州市,苏于元
六年(1091)知扬州。中山,即定州(曾为古中山国国都)。诗中诉说了他多年来的动荡生活和知定州前夕的抑郁心情。

苏轼于元八年(1093年)九月二十七日离开京城汴梁。其时,“士愿从行者半朝廷”,因哲宗帝未陛辞,故“皆不敢有请于先生”(《张右史集》)。在这种肃杀的气氛中,苏轼带着刚刚同贤妻王闰之(字季章)死别的心情,于十月二十三日到达定州治所。当时的定州“军政坏弛,诸卫卒骄惰不教,军校蚕食其廪赐,前守不敢谁何”(《宋史.苏轼传》)。“武艺军装,皆不逮陕西、河东远甚”。苏轼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以个人恩怨而懈怠,不因心情悲伤而消沉。他面对边备的松弛、混乱,考虑到:“虽据即目(眼前)边防事势,三五年间必无警急,然居安虑危,有国之常备,事不素讲,难以应猝”(见《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》)。于是积极采取措施,进行边防建设。
一是整饬军纪。苏轼经过认真调查研究,遂“因事行法”:对贪赃枉法的首犯严加惩处,不如此“无以警众革弊”;对偷盗者“付狱按治”;对侵斫禁者“依法勘断”,而“其多年侵耕已成永业者,别作擘画处置”;对出榜召人聚赌者,令其“改业”。经过整顿,“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,逃军衰少,贼盗亦稀”(引自《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》)。
二是修筑营房。苏轼曾派出幕官:“遍往诸营点检”,了解到“营房大段损坏,不庇风雨。”“诸营军号,例皆暗敝。妻子冻馁,十有五六”。据统计,应修盖营房计七千九百七十一间,需钱三万三千四十七贯七百四十文。当时的河北转运司钱赋窘迫,这样一个数目,是难以支付的。于是,苏轼急修《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》,奏闻朝廷获准后,遂置场买料,烧造砖瓦,雇佣军匠,节次不住,加紧修盖。
三是增修弓箭社。本来,“自澶渊讲和以来,百姓自相团结,为弓箭社。不论家业高下,户出一个,又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,为社头社副录事,谓之头目。带弓而锄,佩剑而樵,出入山坡,饮食长技,与北虏同。私立赏罚,严于官府。分番巡逻,铺屋相望。若透漏北贼,及本土强盗不获,其当番人皆有重罚。遇有紧急,击鼓集众,顷刻可致千人。器甲鞍马,常若寇至。盖亲戚坟墓所在,人自为战,虏甚畏之。”但在王安石变法期间,因推行保甲法,这种民间自卫组织遂有所削弱。苏轼则认为,“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,其势决不可废”(《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》)。他还亲自为弓箭社制订条例,加意拊循,敦促民众认真施行。
四是赈济饥民。元八年(1093年),河北诸路雨水为害,收成减半。苏轼考虑到第二年“春夏新陈不接之际,必致大段流殍”,便请求朝廷允许他将仓中旧年损弱白米贷与各户,“侯向年半熟日,依元例并令送纳十分好白米入官”。这样做,“不惟乘此饥年,人户阙食,优加赈救,又使官中却得新好白米充军粮入支遣”,更可以避免仓中白米因“年深转至损坏,尽为土壤”(《乞将损弱米贷与上户令赈济佃客状》)。从这里可以看出,苏轼对民众疾苦十分关心,且考虑到国家的利益。
此外,他看到定州曲阳县的北岳庙“建造年深,屋宇颓弊”,写了《乞降度牒修北岳庙状》,请求朝廷允许他将庙中所存“银器一千三百余两”出卖,“收买材植”,“应副修造”,“所费钱数不多”,却足以表明“朝廷尊事岳庙之意”。可见,苏轼对古代文物也是十分爱护的。
以上事实证明:苏轼决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“保守派”人物,而是一位稳健的改革者。他总是从忠君爱民出发,采取稳妥的办法兴利除弊,既对朝廷负责,也让人民受惠。可以推断,如果让苏轼主持朝政,象他在定州那样扎扎实实地逐项改革,赵宋王朝也许不会那样快地走向衰亡。

苏轼自哲宗元八年(1093年)十月至绍圣元年(1094年)四月知定州,虽然仅仅半年多的时间,除写了《朝辞赴定州论事状》、《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》、《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》、《乞减价粜常平米赈济状》、《乞将弱米贷与上户令赈济佃客状》、《乞降度牒修北岳庙状》等奏章外,还写下《雪后书比台壁》、《立春日小集呈李瑞叔》、《次韵曾仲锡元日见寄》、《以檀香观音为子由生日寿》、《次韵李瑞叔鸳鸯竹石图》、《中山松醪寄雄守王引进》、《三月二十日开园三首》、《刘丑厮诗》、《寄馏合刷瓶与子由》、《石芝》、《送王敏仲北使》、《次韵滕大夫三首》、《送翟安常赴阙兼寄子由》、《鹤叹》、《次韵王雄州送侍其泾州》等诗二十多首,以及《题三国名臣赞》、《戚氏词》、《中山松醪赋》和《雪浪石盆铭》、《雪浪斋铭》、《定州谒诸庙祝文》、《谒文宣王庙祝文》、《北岳祈雨祝文》、《定州辞诸庙祝文》等赞、赋、铭、文等十多篇。这些诗文真实地反映了他在定州的生活和思想。其中的《雪浪石》(《次韵滕大夫三首》之一)、《鹤叹》、《寄馏合刷瓶与子由》和《中山松醪赋》等,历来为人称颂。《雪浪石》作于元八年冬。诗云:太行西来万马屯,势与岱岳争雄尊。飞狐上党天下脊,半掩落日先黄昏。削成山东二百郡,气压代北三家村。千峰右卷矗牙账,崩崖凿断开土门。竭来城下作飞石,一炮惊落天骄魂。承平百年烽燧冷,此物僵卧枯榆根。画师争摹雪浪势,天工不见雷斧痕。离堆四面绕江水,坐无蜀士谁与论。老翁儿戏作飞雨,把酒坐看珠跳盆。此身自幻孰非梦,故国山水聊心存。
雪浪石,黑色有白文,犹如“雪浪”。他酷爱此石,故把自己居住的房屋名为雪浪斋,并作有《雪浪斋铭》。引云:
“予于中山后圃得黑石白脉,如蜀孙位、孙知微所画石间奔流,尽水之变。又得白石曲阳,为大盆以盛之,激水其上。名其室曰雪浪斋。”
据《名胜志》载:“雪浪斋故址,在定州文庙后。”冯应榴引《墨庄漫录》云:“元符中,张芸叟守中山,重安盆石,方欲作诗寄公,闻公之薨,及作哀辞云:石与人俱贬,人亡石尚存。却怜坚重质,不减浪花痕。满酌中山酒,重添丈八盆。公兮不归北,万里一招魂!
《雪浪石》从太行山的气势写起,接写雪浪石的殊异,进而由雪浪石想到故园的山水。笔力矫健,气势雄伟,寄意深远。苏轼知定州时,虽有备边拒乱之举,但因心情抑郁,加之每办一事朝廷多所掣肘,所以常常寄情山水之间,并在赏玩之际每每忆起“山不高而秀,水不深而清”的故园山水,还蜀旭里之情油然而生。
他的《鹤叹》则以鹤拟人,抒写了他身在仕途的深沉感叹:
园中有鹤驯可呼,我欲呼之立坐隅。鹤有难色睨予:岂欲臆对如鹏乎?我生如寄良畸孤,三尺长胫阁瘦躯。俯啄少许便有馀,何至以身为子娱?驱之上堂立斯须,摊贩以饼饵视若无。戛然长鸣及下趋,难时易退我不如!
“岂欲”句典出贾谊《鹏鸟赋》:“口不能言,请对以臆。”臆对,以心相对。贾谊在赋序中说:“鹏似号鸟,不祥鸟也。谊既以谪居长沙,长沙卑湿,自以为寿不得长,伤悼之,及为赋以自广。”所谓“自广”,就是自我宽慰,即借写赋来排遣心中的愁闷。这里作者代鹤作语,却有以贾谊自广之意。诗中的鹤是一个零落孤独、傲骨嶙峋的形象。结句用《礼记.表记》“事君难进而易退”语意。作者面对高傲的仙鹤自叹不如,正表现了他政治上不随人俯仰、随波逐流的态度。据《雪浪石》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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